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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有乔家大院,南有思溪延村
日期:2019-06-25 ?? 来源:原创 ??

——由晋商徽商说明代茶税

他们来自黄土高原,来自群山包围的古徽州,来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。他们就是驰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群商业骑士,不辞辛苦、长途跋涉、四海行商。他们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、 “戒诈”、“戒欺”的行商风格与现代商业一脉相承。晋商“走西口”的慷慨悲壮,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移民画卷浓墨重彩的一笔,“徽骆驼精神”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代经商者奋勇前进,他们,用辛勤劳作成就了一段走出贫穷创造奇迹的神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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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中制站在明代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拐点,在明政府宽松圆融的政策培育下,造就了一代商业神话,成就了中国着名的“商帮”文化。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,设立九边进行防御。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,后勤补给困难重重,为了减少这种负担,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.允许商人把内地的粮食、粮仓运到边防,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,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,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、去销售,商人就赚取这中间的差价,这就是开中制。开中制的实行,为晋商徽商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。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雄厚,成化年间,徽商雄飞于中国商界。朱元璋入皖缺饷,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。明末大晋商曹三喜的财产多达白银千万余两,商号国内遍布东北、华北、西北各大城市,国外涉足蒙古、西伯利亚和莫斯科。这些历史,都将中国商道所代表的商业文化载入了明朝以后的史册。作为中国商业的龙骨,他们代表着中国商业的图腾。商帮文化,它所连接起来的,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的历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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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,茶业的发展进入了鼎盛繁荣的阶段,杭州是当时提倡撮泡品饮最早的城市之一。明陈师《茶考》:“杭俗烹茶,用细茗置茶瓯,以沸汤点之,名为撮泡。北客多哂之……”当时这种品饮方式一度引起很多人的不满,时作者亦不推崇。然不过10年,程用宾在《茶录》中称赞这才是“品真”。明代有许多嗜茶又精于茶事的文人,不断总结和积累茶叶的产制技术和烹茗技艺,着书立说,一时成为气候,明代茶书作者中杭州籍有7个。有钱塘人田艺蘅、许次纾、陈师、胡文焕,新安人吴旦、程用宾、孙大绶等。他们用文字记录着历史,如黄宗羲的《余姚瀑布茶》、文征明的《煎茶》、陈继儒的《失题》、陆容的《送茶僧》……一首首千古名作都见证了明代茶业的繁盛。霍山县志茶考有载:每年采茶时,男妇错杂,歌声满谷,日夜力作不休,校慰、寺僧,富商大贾,骑纵布野,倾囊以值,百货骈集,开市列肆,妖冶招摇,亦山中胜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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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是明代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。明人杨一清说:“自弘治十八年为始,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,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。”《霍山县志》载:“土人素不辨茶味,唯晋、赵、豫、楚,需此日用,每隔岁,千里挟资裹粮,投牙予质。”砖茶是明朝中俄贸易时的主要商品。欧洲人嗜茶,加之蒙古高原、欧洲和西伯利亚一带不生产茶叶,而该地区主要是游牧民族,以肉食为主,如果长期不饮茶必定会生病,对茶的需求是很迫切的,甚至到达“宁可三日不食,不可一日无茶”。故而茶叶就成了中俄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。当时,中国的主要茶源在南方的福建武夷山,晋商在南方采集加工,然后通过驼队运往归化,最后西行到达俄国,耗时费力在所不辞。起初是直接将制好的茶叶装箱运输,发现这样运量少而容易变质,损耗大。后来改进工艺,将制好的茶叶压成茶砖,并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水分,这样不仅易于存放,而且也不易变质,运输量大大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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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贸易成了晋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“巨业”。 他们经营茶叶,有茶号、茶行、茶庄、茶栈等多种类型,"茶号"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,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,进行精制后运销,"茶行"类似牙行,代茶号进行买卖,从中收取佣金,"茶庄"为茶叶零售商店,以经营内销茶为主,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。"茶栈"一般设在外销口岸,如上海、广州等地,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,介绍茶号出卖茶叶,从中收取手续费。在茶业贸易方面,徽商独执牛耳。造就了“钻天洞地遍地徽”,“无徽不成镇,无绩不成街”的繁荣景象。徽商已将茶叶贸易经营得有姿有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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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业在明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,明朝曾提出“茶、马,国之要政”。茶马互市贸易始于洪武五年,“马一匹,茶千八百斤”。稍后推行“差发马制度”。成化年间,派遣御史巡视陕西茶事,确立了专职巡视监察制度。但明初,陕西马政由巡抚兼管,后朝廷准都御史杨一清奏请由巡茶御史“兼官马政茶法二事”,使御史巡视监察制度更加完善,这是明朝的一项创举。除此之外,明朝还对官茶的加工、贮藏、调拨极为重视。为了确保运输路线的畅通,还修筑道路,增设驿站,以官运为主,商运为辅,组织军民专业运输,这些措施使官茶的贮藏、加工、运输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制度,这也是明朝的又一创举。可见,明朝已将茶业放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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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茶政基本沿承宋制,定官茶、商茶之制,所谓官茶,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()。在河州、秦州、洮州、甘肃、岩州等地设茶马司,以助边政。这里的蒙古族人与明朝商人互通互市,蒙古人用他们的马匹、羊毛以及皮革等物品换取他们每日必须的茶砖,以茶易马。即实行茶马法。当时西北游牧民族对茶需求量很大,朝廷开展茶马交易,实行“以茶制番”、“易马卫边”的特殊政策,既可以增收茶税,又可获取战马,巩固边防,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。茶马法的实行充实了边疆马匹,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,所以是茶的良法。所谓商茶,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(或马、或米、或布),取得引目,凭引向茶户买的茶。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,只是因时因地不同,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。“榷茶引税”两制并行是明代茶税的特色。以榷茶易马为主,收税为辅。规定招商中茶有引,上引25吨,中引2吨,下引15吨,每3.5公斤蒸晒1(即竹箱),运至茶司,官商对分。官府分得的茶叶用来换马,商人分得的茶叶用作出售,官府再向商人收税茶30%。茶农种茶,按窝计算,每10窝中有官府1窝,并按旧制征茶2两。茶农产茶由官府定价,全部收购。若茶树枯死,则按茶课折钞。每斤茶税钞一贯。若茶园无人经管,则由守城军士经管和采制茶叶,守城军士采制的茶叶80%交官府。茶业的兴旺发达为明朝商业的发展添枝加叶,茶税也成为仅次于田赋、盐税的第三大税种,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:“(明)初,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,纳钱(税)请引(贩运凭证)。(每)引茶百斤,输(税)钱二百。”茶税作为商业税收的一种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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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的爱民造就了明朝税收的宽松圆融,但明朝对茶税的征管却是十分严格的,对偷逃茶税的行为制定了十分严厉的法律规定:“凡犯私茶者,与私盐同罪。私茶出境,与关隘不讥(稽查)者,并论(处)死”。太祖高皇帝曰:“私茶出境者斩,关隘不觉察者,处以极刑”。当时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,自恃皇亲国戚,大肆偷逃茶税,贩运私茶出境牟取暴利,这件事被明太祖知道后,“大怒,赐伦死,保等皆伏诛。”其茶货全部被朝廷没收。正是由于政府严格执法,全国茶税的征收才能顺利进行。明朝,用一项又一项的英明决策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完美过渡。那群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商人们,见证了那一段历史的恢弘壮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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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轮回,世事更迭。晋商、徽商虽已辉煌不再,但留给今人的除了红顶一时、富甲一方的儒商们衣锦还乡后修建的建筑瑰宝,更有留芳千古的儒家经济道德理念——“儒商精神”,光芒闪耀的“儒商精神”始终抵挡住了历史风尘的湮灭,至今仍被世人借鉴运用于商战搏击。“北有乔家大院,南有思溪延村”, 晋商与徽商,南北遥望,在历史的卷轴上书写了属于商人的恢宏壮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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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解:

(1)思溪延村

思溪延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境内,始建于南宋庆元五年(1199年),至今已有800余年。当时建村者俞氏以(鱼)思念清溪水而名。几百年代在 江西、浙江、上海乃至湖南广西等地经商,主要从事木材、茶叶 、盐业等商业活动。经商致富的 人多携资归故里买田置房、兴建 书院,创建了大批府第楼阁、祠堂碑坊等。在婺源,官宅与商宅的建筑有所不同,官宅讲究气魄,商宅注重财运。延村的古建筑处处体现着商人的这种祈祷。整个村落以明清古建筑为主,村落内以青石板铺地,古建群 背靠青山,面临清溪和稻田,四周都是绿地,村庄与秀水青山的 优雅自然风光融为一体。

(2)乔家大院

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,又名在中堂,是清代全国着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。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,以后曾有两次增修,一次扩建,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,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,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。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,它布局严谨,设计精巧,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,被专家学者誉之为:“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”,因此素有“皇家有故宫,民宅看乔家”之说,名扬三晋,誉满海内外。

(3)徽州

徽州,今安徽省黄山市,宣城市绩溪县,江西婺源县,徽州六县指歙、黟、休宁、绩溪、婺源(1949建国后,被划入江西)、祁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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